无向之年，五谒中山像
丙午年的暮春，劳动节将尽未尽的光景，我终于又坐在了自成都西驶向襄阳的慢车上。铁皮车厢在夜色里沉重地摇晃，发出喑哑的喘息，连带着时间也仿佛在向后倒退。想来二〇年也是这样的铁皮车，将我从襄阳掷向成都。彼时原以为是去寻什么“远方”，如今算来，所谓远方，大抵不过是造化弄人的一场兜转，最终仍将一具疲惫的躯壳，原原本本地掷回这起点罢了。
前两年，我尚蜷缩在成都的另一头，离龙泉山极近，却如同隔着厚障壁，绝未踏足一步。迟至四号，才终于上去走了一遭。山道上塞满了铁甲般的车，那蜿蜒盘旋的弯道，正如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又吐不出的言语。
那是二四年的我，肉身分明在山脚，魂灵却被囚禁在一间逼仄的铁屋子里。书，床，饭食，乃至发光的屏幕；复习，睡眠，咽下饭菜。日复一日，如无物之阵。那“万洲饭馆”倒还是旧模样，浓油重盐死死压在舌根上，钝重得很。那段酷夏，我几乎日日在那处咀嚼晚饭。明星花苑是不再进去的了，只在门外默立片刻，算作祭奠。
那一年漫长得可怖。长到要屡屡迁居，去寻新的窠巢，长到每一日皆似钝刀割肉，无休无尽地生耗。
那一年却又极短。短到如今搜刮记忆，竟只剩几个零碎的残片：傍晚极远处断续的篮球的砰砰声，吹过阳台的腥热的风，以及那条我屡屡去走，却终于未能走出半步的死路。
二五年初，我本以为总该是要落地的。
二月里，误撞进一个机器人的展会。那里有森然的冷光，规矩的铁件，和一条划定得明明白白的坦途。倘若那时顺着走下去，大抵便有了糊口的钱，安身的去处，成为这庞大轨道上的一颗安分守己的螺丝钉。
但我终于未曾踏上去。并非因为我有一双看破红尘的慧眼，不过是那时还存留着几分幼稚的执拗，不肯早早将自己塞进那量身定制的模子里。我尚未想明白，“自由”这昂贵的东西，究竟要拿什么血肉去换。
年后，便在磨子桥讨了个营生，教人摆弄系统。立在冰冷的屏幕旁，看那荧光一遍遍亮起，刺痛了眼，也忽然照见了一点悲凉：那日机器人展上的坦途，我怕是真个走错了。
然则那时我还在等。人只要还在暗室里睁着眼等，便总能欺瞒自己：我还未曾真个倒下。后来便又去装打印机，路途长远，人也如散沙。三月里进了别人荐去的公司，不过数日，终究辞了出来。并非苦楚，也非艰难，只觉那等所在如同温水，久浸其中，人的心髓便要渐渐钝灭了。
四月起，我便如幽魂般向城外游荡。
在郫都遇见的那些牙子（中介），倒比纸面上的虚言来得真切：嘴上是一套，标价是一套，皮囊底下又是一套。站在这待价而沽的市集上，我才恍然大悟：所谓寻营生，哪里是人在挑选生活？分明是生活这巨大的砧板，将人赤裸裸地摆在面上，称斤论两，比对成色，随后随意更迭。
这感触是极可怖的。原来人是可以随时被割弃的零碎。我不稀奇，也毫不紧要。我不过是这推推搡搡的肉林中，一个暂未被嵌进齿轮的游魂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只能向外走，从腹地到边角，再到极荒寒的远方。并非谋篇布局，实是被这无形的巨手一点点挤榨出来的。
二五年的劳动节，我终于逃离了成都。五月里去谋一个“国企”的差事，考场上黑压压的尽是人头。在那肉的丛林里，竟撞见几个昔日的同窗。那一瞬，我不禁战栗起来：原来大家蝇营狗苟这些年，转了一具大圈子，最终竟又被同一道隐形的鞭子，统统抽回了同一个围栏里。
六月到了广州。天降淫雨，无休无歇。寓所里弥漫着刺鼻的漆味，那几日肠胃便翻江倒海起来。广州是温软清淡的，我的骨血却偏要与它作对。倘若只作个过客，大抵是很难懂那“天下为公”四个大字的罢。我自然没有在那里讨得什么真经。
辞别时，身躯已如槁木，心也如死灰。在硬座上生生捱了十几个钟头。那真是我此生仅有的几回体验——分明觉着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，只剩一副空壳，却还在车轮的轰鸣里，麻木而机械地向前猛扎。
后来退回襄阳，去做了些摆弄AGV的营生。东家尚可，只是那牢笼终不合我身。退出来的缘由，许是因了龙泉海信那遭事罢。去程的车马费迟迟不至，电话打过，文书走过，终如泥牛入海，什么痕迹也未曾留下。然而，在海信的厂房里，我终究是认得了一个人。我们在这铁屋子一般的世间，竟于一些大而无当的事情上有着可悲的共识——譬如那“天下为公”的邈远微茫的梦。
那一年我流徙过许多地界：成都、龙泉、郫都、广州、襄阳、松滋、德阳。有时在颠簸的车厢，有时在阴冷的斗室，有时刚从一个泥潭里爬出，转眼又要掷入另一个火坑。
这中间有许多腹诽，我素来是不屑与旁人道的。但在二五年的大抵岁月里，却另有一个人，竟常常都在。这第二个人，并非什么命中注定的旧交，不过是在这一载的兵荒马乱里，蓦然现身，伴我走过几段摇摇欲坠的险涂的同路人。
那一年，我竟将心里的话全说与了这个人听。说我的出逃，我的踟蹰；说我为何偏要如同一只执拗的飞蛾，死活不肯落入那安稳的网罩里。更说些荒诞不经的妄想，那些白日里讲出来定要遭人哂笑的痴话，我却咬紧牙关，死死攥着不肯丢弃。
人沦落在无物的暗夜里，最怕的并非失了路，而是静极了，连自己的叹息声都听不见。所幸那一年，总算有一双耳朵，曾认真收留过我的声音。
这确是极紧要的。人很多时候，并不指望谁擎着火把来照亮前程；不过是在这无边的晦暗中，快要疑心自己连影儿也不剩时，有那么一个人，教我摸到一点实实在在的温热，晓得自己喉咙里挤出的血气，到底没有凭空散进冷风里。
二五年确乎是熬人的。没有花果，也没有成路。但终究不算是彻底的虚无。因为在那一年，总算有人，目睹过我即将倾颓时的全部摇晃。
后来往返松滋，我特意绕开大道，钻进了荆州的中山公园。险些误了归程。时辰逼仄得很，但我终是闯进去了。连同这几日的劳动节，我又立在了春熙路的中山像前。
我知道，这等行径原是毫无用处的，但我总得反复去求一个确证。确证自己这块顽石，尚未被这庸常的磨盘碾作粉尘；确证有些听来痴人说梦般的微芒，我私心里依然死死信奉。确证在工钱、差事、城市的去留这些铜臭之外，人的头顶上，总该还要有一点更渺远、更清白的东西。
秋八月在德阳。周遭皆是善人，东家也肯教，我却依旧做了逃兵。九月逃回襄阳的那日，天落着凄风苦雨。我谁也未曾告知。踏着泥泞的死水，呼吸着阴湿的瘴气，那一日，我分明不是去投奔安歇的故渊，我是去上工的。
人这物件，往往不是在雷霆中陡然变节的；不过是一次次将行李塞进破囊，一次次登上前途未卜的客船，再一千次地欺瞒自己：且再往前探一探罢。
国庆时节，我去了南街村。未讨得坐席。车厢里如塞满了待宰的生猪，立着的、坐着的、横陈在过道地板上的。我也索性在这肉堆里席地而坐。那自然是劳顿的，但与广州的回程判若云泥。广州归来，是皮肉与魂灵的一并腐烂；那一次，却是心头澄明。
我不过是想去讨个明证，去那赤色的幻梦里抓取一点关于共产主义的微光。我想亲眼看看，世间可还有那么一条路，不是用这个槽头去换那个槽头，不是由人如蝼蚁般被资本的履带推着碾过一生，到头来只在此骨灰坛上留下一句苍白的“无法可想”。
冬月里见着了昔日的旧友。有些旧人，本就长在往昔的光阴里。无需多言，默对半晌，那些死去的流年便悉数还魂了。这断然不是二五年的解药，倒像是从废墟的深井里，荡回来的一丝微弱的回声。
岁阑的最后一日，我收拾了残破的行囊，从崇阳回了襄阳。只因这汲取电力的物事将要耗尽了。
一年便这样寂灭了。未见真理，亦未曾落地。只不过是许多地名，如车窗外惨白的明灭的夜灯，从我的皮肉上碾压了过去，刺啦亮一下，便又跌进无边的黑洞里。
二六年开端，我对诸多所谓的“判决”早死了心，甚至去了一趟镇上的集市，入眼皆是铁青的流水线。那光景，我极爱食些廉价的酸橙，八毛九一斤，剥开来，吃进嘴里。
四月残春，大学时的旧识拽我在武汉走了走，整个三月的阴郁与惶惑，竟也随风散了些。
直到六月，我到了北京。没有任何的左顾右盼，直直地奔了中山公园去。
二四年的劳动节，我被困在龙泉的方寸之地；
二五年的劳动节，我正从成都落荒而逃；
二六年的劳动节，我已坐在回襄阳的囚车上。
而这一年间，我竟已五次走到那铜像前了。
一次在广州，
一次在荆州，
一次在武汉，
一次在春熙路，
还有一次，是在北京。
